沐溟辰

惯例，首先申明，我这篇文字不是为功利主义辩护的。

唯一需要辩护的只有一点：基于我所了解到的普遍现象，很多人误把“功利主义”按中文字面意思理解为“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人生观”，也许是翻译导致的理解偏差，这与其实际含义相去甚远。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根据原名也可译为在中文里感情色彩更为中立的“效益主义”，功利主义者理想化的社会中，每个人应做出能“达到最大效益”的行为，从而使社会的“效益总和”达到最大。所谓最大效益是可以计算的，须依靠行为所涉及的个体痛苦与快乐的感觉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分量。

功利主义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思想体系，属于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评价其极端不仅是由于它似乎完全剔除了道德要理念、自然法则、权利规则等用于解释的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所必须的因素，而且它尝试用某种单一准则去阐释与衡量一切的社会运作机理。解释理解造成功利主义极端性的原因，要先从启蒙运动政治思想的特征说起。

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特征简单概括起来有三点：把科学作为建立政治理论的基础，追求个人自由与权利，以及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一下，二者之间之所以会有长存的矛盾，是因为“科学”一旦成为了政治的唯一准则，政治就有了绝对的确定性与决定性。从而，个人自由在这样的政治体系里会被一定程度限制。）

对于这种作为政治基础的确定性（certainty）的追求，启蒙运动思想中陆陆续续涌现了许多诸如笛卡尔（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cogito）”，康德（Immanuel Kant）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和“普适性（universalizability）”等，均是意图证明存在着清晰明确的真理——不仅免于人类心智的不确定性的束缚，且免于历史的局限。而借助此类思想体系发展的政治，就是试图把科学应用到“决定论（determinism）”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中。

功利主义就是这种思想影响下发展出的一种政治理念。古典功利主义（classical utilitarianism）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边沁（Jeremy Bentham）关于功利主义思想（也是其最著名的理念）认为：

人类所有行为均是以逃避痛苦与追求快乐为动机的（pain avoidance and pleasure seeking，以下简称P&P）。

其实这个P&P理论体现了边沁对于效率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把所有人类行为囊括在一个尺度里，毫无疑问展现了其思想的极端性。

基于启蒙运动思想背景和P&P理论，对于功利主义（尤其是古典功利主义），我们应该产生了感性认识，接下来具体论述古典功利主义的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一套具综合性（comprehensive）与确定性的（deterministic）理论体系。就如之前提及的，由于把科学作为个人行为与政治基础，功利主义试图用一套较为机械的理论解释所有行为，包括那些看似与P&P不符的现象。比如对于利他行为（altruism），功利主义的解释是，尽管为他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行为的结果是（相对于没有执行利他行为而言）是更让主体满足的，从而符合了“追求快乐”的原则；对于受虐癖者（masochist），它的解释为，在受虐过程中，这些主体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求到满足感。

第二，古典功利主义是崇尚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注意，不是遵循自然法则（natural law）。与自然法不同的是，自然主义更多地强调的不是具体自然规律而是类似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那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survival the fittest）”的理念。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典功利主义的自然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边沁《效用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Utility）》中，于1780年完成，1789年出版）比达尔文主义（主要体现在达尔文《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中，于1859年出版）的提出早了七十年。功利主义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认为，自然的生物基础是社会运作的基本原理，且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第三，它也是利己主义的（egoistic），但不是主观主义的（subjecticist）。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困扰了我许久，先说共同点：显然，二者都是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做的决定和执行的行为取决于成本核算之后的效益基础。然而不同在于，利己主义相对于主观主义，个体并不一定清楚自己行为的本质动机——比如，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利己主义者可能是盲目跟风的。

第四个特征是结果导向主义（consequentialist）。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 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

这个方面按照字面意思就很简单，再联系到第一个特征就更容易理解，在这里对于其内涵就不过多阐释。边沁在其以P&P为主导的理论体系里，排除了所有如道德、情感、权利等复杂的因素，并称其为“踩着高跷说的胡话（dangerous nonsense, nonsense on stilts）”，刚开始接触这个短语是在一个现代社会学家作品的汉译本中，当时没太明白这句抽象的形容，现在理解起来，觉得大概是边沁认为上面提及的这些，都是不会影响P&P成本核算的干扰因素，因而是完全没有必要给予考虑的。

最后一点，古典功利主义认为，效益（这里主要指P&P）是可量化的（quantifiable）。而且它提出了四个衡量的角度：强度（intensity）、持久度（duration）、确定性与不确定性（certainty/uncertainty）和远近（propinquity/remoteness）。前三个的含义比较容易理解，对于第四个，远近（propinquity/remoteness），举个例子作解：对于同样可直接获得的利益，我们总是更希望它是触手可及的而不是需要等待期限的。

关于功利主义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提出：个体之间的效益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y，以下简称ICU）。基于人类追求的效益单一且可衡量的，人与人之间效益值就是可以计算并作比较的。这一个概念很重要，因为这不仅是功利主义一大特征，也是古典功利主义和新古典功利主义（neoclassical utilitarianism）的最重要的差异——简单说就是，古典功利主义认为ICU是可行的，而新古典功利主义表示反对。

在这里就要过渡到对古典功利主义与新古典功利主义的比较分析。看似有无ICU对于功利主义的整体框架并无大影响，但是对于社会的很多方面与解决措施，两个思想体系的角度都相去甚远。

比如对于资源分配，古典功利主义者认为，为了“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幸福总和”，加之个体之间的效益比较ICU是可行的，因此，在忽略边界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情况下，达到理想状态的唯一手段是资源的绝对平等。然而，边界效用是不可能被忽略不计的，也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若资本家得知他们的财富要被绝对平均地分配到穷人那里，他们会选择减少资本累积，甚至毁坏自己的财产，这一点在一次次经济危机中已有体现。所以，古典功利主义又提出了绝对平等（absolute equality）和实际平等（practical equality）的区分，绝对平等就是指上述不现实的情形，而实际平等是指这样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在不影响得以生存、生产盈余和安全的条件下，尽量地接近绝对平等（as close as you can to absolute equality without threatening access to means of subsistence, abundance and security）。

于是这就解决了如上面例子里“愤怒的资本家”的矛盾。

而新古典功利主义对于ICU的可行性表示反对。首先，它对达到实际平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不影响得以生存、生产盈余和安全的条件下”并保证接近绝对平等的效益最大化“极值拐点”在哪里呢？哲学层面上，休谟（David Hume）首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

人们无法从“存在（is）”推断得到“应当（ought）”

也就是，存在并非合理，事实存在和其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他是反对ICU的。但是他又认为，这对于那种古典功利主义的平等观也并无大碍，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欲望基本上是相似的，矛盾和道德上的分歧是和化解和消除的。

在休谟之后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家史蒂芬森（Charles Stevenson）对其观点表示反对，简单概括就是：你，休谟，凭什么认为人类是相似的？史蒂芬森否认了人类及其欲望的相似性，但是支持类似边沁P&P的行为动机指导原则。

他创建了一个名为“情绪主义（emotivism）”的理论体系。对于道德，他的观点类似于边沁“踩着高跷说胡话”的那种态度，认为道德话语表达的只是以情绪表达的态度，而不是客观理性的主张；所谓道德伦理的论据也只是用于说服对方使用的手段。比如，你认为偷窃是道德败坏，并非因为偷窃本身是一种罪恶，而只是因为你不喜欢偷窃这种行为。他还创建了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为此被耶鲁辞退）：哇！/呸！道德理论（the hurrah!/boo! theory of morality，我想不到更不别扭的翻译了……查到有其他翻译成“万岁-滚蛋理论”的，想想还是算了orz），也是认为，对于事物的看法只是人的主观情绪态度的体现，并不存在衡量万物善恶的尺度。

在经济学方面，开创了现代价格理论的新古典功利主义的代表经济学家帕累托（Uifredo Pareto）发明了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该曲线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的效益曲线基础之上，然而区别在于，无差异曲线表明：对于内部交易，我们作为第三方得到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即，ICU之不可行之处在于它忽略了这种信息不充分性，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得到效益排列的次序，而不能得知其具体数值。就比如，我们是无法通过科学手段计算得出资本家“失去一百块”较少的幸福感值是否真的比穷人“得到一百块”增加的幸福感值要小，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不合理的。但是帕累托强调，这并不代表反对一切形式的再分配，他试图论证的是，功利主义中，任何为再分配辩护的科学层面的理论，是不存在的。

在自由与权利等其他层面，新古典功利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穆勒（J. S. Mill）对于边沁的理论作出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首先，与边沁的P&P不同的是，穆勒认为效益最大化并非短期而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显然，穆勒的理论体系与边沁相比较为温和，并对于权利提出了伤害原则（the harm principle）；其次，穆勒认为，快乐种类是复杂的，比如智力与道德上的愉悦必然优于物理的刺激性的快乐；对于自由的定义范围，穆勒也对其进行拓展，他认为，真理指引人们从自由通往对效益的寻求，并提出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最后，穆勒虽然没有否认ICU，但对于ICU，穆勒的观点更为温和：他认为ICU可行，但是并非是通过科学手段可绝对量化的。

从功利主义的发展看来，从单一的“逃避痛苦与寻求快乐（pain avoidance and pleasure seeking）到丰富以及更为合理的思想体系，从古典功利主义到新古典功利主义，它经历了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否认。

也许，试图仅凭科学手段去引导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行的，也许，试图找到一条“一劳永逸（one-size-fits-all）”的解决之道本来就是不现实的。不过，我认为，一个理论体系只有在不断自我完善与否认中才能经久不衰，功利主义留下了不朽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带有批判性的目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自我审视，才是功利主义带为现世的启示与意义。

许卓然

2018/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