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溟辰

与日益拓展的信息资源渠道相匹配的，观念的日益多元与更新换代的速率不经令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基于安全感缺失的焦虑：

是否这种自由蔓生式的文化发展模式，已经迷失了方向，以及侵蚀甚至销毁了所谓“正统”或“主流”价值体系？

这种担忧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一个缺少主流价值观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稳定的，且易于覆盖并遗失弥足珍贵的所谓“传统经典”。

对于以上两种担忧，即在当下文化的“迷失”与对正统文化“遗失”，在我看来，都是不必要的。

对于前者，其实大体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随着社会愈发开放与多元化，现世价值观普遍趋向于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即人们不再认为自己的信仰能够强烈到足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转而更加崇尚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美德的品质——宽容——它渐渐演化为一种信念，即几乎不存在理性的根据可以用来做出道德或伦理上的批判。

坚信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向发展性的维柯提出过一种更为激进的理论：“真实即事实（the verum/factum equation）”。意为我们真正能够认识的只是我们创造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只能按照事物被创造的方式认识事物。

今天读了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判》，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共存和彼此之间丰富的相互影响，远甚于其间的斗争。

他自己相信，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的可能。

这种信念具体说来就是，人文主义中的历史世界是人类群众创造的，而并非上帝，而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种人文主义无关乎排斥——与之相反地，它是让更多作为人类劳动、解放和启蒙的能量，以对集体的过去和现在误解的产物用于批评性的审视。

萨义德定义中的人文主义就是把它理解成民主的，对所有阶级和背景的人开放度，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是人类的意志和主动性在形式上的成就。“甚至，”萨义德在《人文主义的范围》中大胆断言，“人文主义就是批评。”

现代相对主义之父弗里德里希·尼采把人类称为“红脸颊野兽（beast with red cheeks）”的创造价值的动物。他的那句“没有事实，唯有解释”，成为后代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奠定基础下的相对主义者的箴言。

他认为，不同人类文化中所使用的各类“有关善恶的语言”是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出自真理或理性。启蒙不会带来有关权利或道德永恒的真理，实质上，它展示了在道德约定问题上无穷的多样性。

观念多维多向蓬勃发展的现象，似乎也应验了埃米尔·涂尔干关于道德相对主义的断言：现代社会中唯一能把人团结一起的价值观恰恰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因为人们将最大的道德义愤留给了道德主义。

因此，社会观念水位的上涨，对他人观念的互相包容一定程度阻止了文化互斥、歧视甚至冲突，更是对自由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深远的裨益。

而对于第二种焦虑，即“正统”文化的怀旧，我认为也不能成立。因其实纵观历史，所谓“正统”其实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与许多人认知相悖地，文化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在很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

若要审视当下文化发展对过去的影响，首先要讨论关于“历史”概念的定义。

关于历史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过去是一段实质上已经完成的历史；而另一种——也就是我站的立场认为，历史其实是尚未完结的，还处在构建之中的，依然对当前和突然出现的挑战，是一种对创造者以及还有待探究的一切敞开着的进行时。因为显然，任何一个人类的重大成就，无不与那个阶段的新事物，或者是艺术、思想或文化中最璀璨的结晶有着不可或缺的结合或包容。

正如人们并不是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放弃道德选择，人们的道德选择是在特定的技术和经济体系内进行的，这种体系在特定时期造成特定的结果——文化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而横向来分析，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规则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或社会中的团体中建构的产物，并认为没有普世的道德标准，人们无法对其他文化的规范作出批判。其实这也照应了打消上一种忧虑的论证。

其实不仅是文化，扩展开来说，社会发展的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达尔文主义者以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已断定，生物界所呈现的高度秩序，不是上帝或其他造物主所赐，而是来自较低级的生命互动。早期笛卡尔式的观念认为，可能存在着一种清晰明确的思想理论，它们不受现实条件的束缚，且免于历史的局限。然而，只要牵涉到历史和人文，那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些最基础结构组成的非生命体的运动轨迹、趋势、模型等都是较为容易理解、预测和建立的，然而在它们组建成更为高级的系统甚至是有机的生命体时，其行为就会变得复杂甚至完全不可能仅凭理性计算得出。

社会秩序中，政治制度、历史事件、经济模型、文化发展，甚至在整个自然界，秩序都产生于盲目和非理性的生物演进和自然选择过程。

也就是说，理性并不足以产生出将社会凝聚在一起所需的道德约束，这也是启蒙运动最终会由于自身内在矛盾而溃败的原因。正如艾德蒙·伯克所认为的那样，大多数后来被证明可行的社会规则不可能通过事先的推理就被发现，而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演进，在反复试错的基础上方能涌现。

今天历史中的众多人物却是昨日的叛乱分子。每一份文明的杰作也是野蛮的杰作。

文化潮流的发展，与其说是大断裂，不如说是大转型。

2018/02/08

许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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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1. Francis Fukuyama.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Edward W. Said.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 上海三联书店.

3. 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4. Adam Seligman,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5. Friedrich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M].